贺龙，这位八一南昌暴动的总指挥，敌人咒他是“祸龙”，人民赞他是“神龙”，就是这位百万军中能取上将之首的“神龙”，为了中国革命的成功，他的亲人们一个个地献出了生命，可谓满门忠烈。这里记述的是贺氏门中彪炳千秋的忠烈之举。刘氏兜头贺龙祖籍湖北安陆府钟祥县。其祖上贺崇先，于康熙初年因从军，奉命随安陆府协台赫尔德率部由鄂赴湖南，先在慈利九溪落户，时贺崇先为管带。后其子贺应贵继父从军，分配到桑植县军民安福所服役，在洪家关泛塘领兵时，与当地土家人结婚，遂安居于洪家关。因而，贺龙祖上为“军家”。祠堂的联文“安陆三迁来澧水；儒宗百代启人文”即说的是祖上“三迁”的情况。贺龙曾祖父名贺廷宰，是个文秀才，乐善好施，急公好义。祖父贺良仕，字衡山，是个武秀才。贺龙父亲贺士道，排行第三。其少时随父亲练武，亦爱抱打不平，人皆呼其为“贺拳师”。贺家世代都行侠仗义，因此在当地威信极高。桑植居民，分为“军、民、客、苗、土”五个支脉，“军家”乃官府派此地守关隘的军人，后留于当地；“客”乃“客家”，军客多为汉族。咸丰年间，清廷实行“苗汉合流”，但实际上使这些地区更多了一层压迫势力。因此，像桑植这偏乡僻壤受到封建制度和官吏恶霸的压迫盘剥更甚。由于历代都有绿林豪杰挨不过官府恶霸的逼压，因而啸聚山林，杀富济贫，自立为王。咸丰四年，湘西一带遇见了百年不遇的大旱，赤地千里，各庙宇整日钟磬齐鸣，求佛降雨，然仍无济于事，孰料又秋涝，春旱秋涝，年成无有，刚过秋后，就有人刮树皮充饥了。虽然如此，官府仍要百姓缴皇粮，官家也知道老百姓手中没粮，告示中提出可以药材、茶叶等土特产顶替。重阳节的前一天，桑植各乡的受苦人都急忙忙地的挑着七拼八凑的“皇粮”来到桑植县城，时官府有规定，重阳节之前要不把“皇粮”交清，衙门就要出“滚单”，这滚单为：送粮的日子超过1天，粮谷就要翻一翻，这么一翻，就会把许多人家翻得倾家荡产。洪家关一带的老百姓，为了赶在出“滚单”之前把粮谷送进官仓。天还没亮就打着火把急忙忙上路，到了县城一瞅，收粮的官仓大门紧闭，大伙儿只好耐着性子等着，到了太阳偏午，还不见收粮官的踪影。这工夫，人越聚越多，看看晌午歪了，大门还是紧闭着，人们着急了，因为这是最后1天了，就是马上收粮，也有一部分赶不上趟了。粮官为啥不开秤呢？因为是灾荒年，知道老百姓一时凑不上皇粮，大都要挤到这最后一天来缴，只要拖过这一天，数目就“滚”一倍，他们的油水就多了。因此，他们决定不收粮。人们在门外等急了，可没人敢去喊粮官，都怕惹事。正当人们焦急之际，人群中闪出个人来，这人好相貌，大高个儿，宽肩膀，浓眉毛，张飞胡子，根根见肉，开口象洪钟，只见他往台阶上一站，双手叉腰，喊道：“乡亲们，狗官们不收粮，是逼我们出血，大伙儿等着，等我去抓那狗官！”人们一瞅，这人是洪家关的贺廷璧。贺廷璧自小讨饭到武当山，有个叫了然的和尚，见他有出息，就把他留下了，贺廷璧一边帮了然做些庙中杂活儿，一边跟了然练武，前后3年，练就了一身好功夫。后来贺廷璧去应考，主考官说他是粗野之人不懂礼义之法，不准他进入黉门。贺廷璧一怒之下，打了监考官，大闹了考场，被官府抓住关押了3年，出狱后，于家中一边种田，一边习武，由于他为人豪爽，长得像张飞，性格也象张飞，大伙儿便送他外号“赛张飞”、“璧大王”。贺廷璧常握剑在手，几番要揭竿而起，终因时机不到，没能如愿。缴粮的百姓见贺廷璧出头了，知道他是个人物，好多人胆子也壮了，都嚷嚷着骂了起来。这时，贺廷璧双脚一点地，就将身拔上了墙，随后跳进院里。院里有几个衙役，是帮虎吃食的，他们见贺廷璧进了院，立即扑了上来，结果被贺廷璧打得屁滚尿流，正好粮官走出来，也被贺廷璧一拳打死。之后，贺廷璧将门打开，门外的百姓“哗”地涌了进去，贺廷璧往高台阶一站，大声道：“父老兄弟们，而今官逼民反，我们反了吧，不反我们被逼死，反了我们能有条活路！”贺廷璧这一声吼，就象晴天打了个霹雳，把人们的心都震颤了，阶下人都齐声应道：“我们反了！”一霎时，贺廷璧就纠合了千余人，直奔县衙。抓住了县官。贺廷璧用县官的脑袋祭了旗，尔后，打开了兵械库，取出刀剑，开仓济民。老百姓见贺廷璧剪除贪官污吏，没有不赞成的。不几天，又有许多人参加了这支农民军，且有秀才李晖、禀生谷启虞。贺廷璧遂与李、谷等在“忠贞不渝、劫富济贫、斩木为兵、揭竿为旗”的口号之下，率领这支农民军，攻下了附近的几座县城，立时，声威震动了澧水两岸，轰动了湘西，接着，他们又率师涉过澧水，配合永顺彭盖南的“草鞋军”，攻打永顺郡府，都司蒋培基逃跑中溺死于猛洞河。据《永顺县志》载：“咸丰四年（年），桑植乱民滋事，是年九、十月间，（永顺塔卧）众公推彭土司后裔名盖南者为正长，涂正洛为次长，同时起义。桑植李晖、覃序宾、贺廷璧遥为声援，既承众戴，深念民艰，慨然兴军，用张光复之旗，誓打腥膻之秽。”时各县告急文书雪片般飞到湖广总督府，湖广总督一面派兵遣将，一面悬赏花红3万两白银买贺廷璧的人头。咸丰五年（年）初，永顺知府黄其表解押一批被俘的农民起义领袖班师回府时，贺廷璧率众埋伏途中伏击，大败官军。黄知府退到桑植，正当贺廷璧率从攻城之际，为叛徒出卖，贺廷璧及其子贺良莱被俘。当时，满清的律条是每年秋后对犯死罪的犯人斩首号令，名曰“秋斩”。贺廷璧犯了“反抗朝廷”之罪，自然要斩首无疑了，于是，斩首的时间定在了这年秋后。贺廷璧的妻子刘氏，虽出身于贫寒之家，然性格同丈夫一样，刚直不阿，对官府、对劣绅有铭心刻骨的仇恨，丈夫儿子造反被捕，犯了杀头之罪，刘氏虽心如刀绞，可她没落泪，只把仇恨，忍在心头。这年秋后，贺廷璧父子连同其他农民领袖35人被叛处极刑，当刽子手举刀要向贺廷璧砍去时，人群里倏地冲过个人来，只见她，青布裹头，青布长衫，青布鞋袜，浑身上下一身青，大伙一看，不是别人，而是贺廷璧的女人刘氏，当刽子手举刀这一刻，那刘氏疾步扯衣跪在贺廷璧面前，用衣襟凌空接住贺廷璧的头颅，转身离开刑场。刘氏这一兜头的举动，直吓得监斩的县太爷及观望的绅士们一个个目瞪口呆，不知所措。刘氏兜到丈夫的头颅，头也不回，直奔鹰嘴崖，将丈夫的头，埋在了高峰之上。原来，人头落地啃草皮在当地是莫大的耻辱，刘氏兜头是不让丈夫的人头落地，表示后继有人。关于刘氏兜头，《桑植县志》载：“乙卯（年）春，（清军）班师回部，解匪首30余人……刘氏仗义兜头。”贺廷璧为民身死，刘氏赴刑场兜头，这一悲壮情景，震动了许多人的心灵，后来，有人就此编了汉剧《刘氏兜头》，至今这戏还在湘西民间流传。贺龙谈及刘氏兜头时说：“贺廷璧攻城，对后人影响很大，桑植城外八斗溪有36块墓碑，其中一块就是贺廷璧。”父、弟之死
贺龙的父亲贺士道，排行第三，自幼随贺龙祖父贺衡山练武，并学得一手裁缝手艺。贺龙家人祖辈皆行善事，其曾祖父贺廷宰急公好义，矢志在澧水支流上修建洪家关大桥，由于山洪的冲击，几次修葺均未果，且使家道由此中落。贺龙祖父继承父志，继续修桥，也因“屡筑屡圮，汔难尽工”，由此负债累累，不得已变卖家产以抵偿。到了贺士道成家时，因几辈祖人连续修洪家关大桥，家产不断变卖，家产只剩下不足3亩的薄田和半头耕牛（与别家合用）。全家的生活主要靠贺士道做裁缝维持。然贺士道人穷骨硬，爱打抱不平，人称其为拳师。贺士道的妻子王金姑，湖北鹤峰王家河人，土家族，是个淳朴的农家女子。王金姑共生有5女2男，大女儿贺英，又名香姑，二女儿戊姑，三女儿莲姑，继而贺龙，贺龙下有满姑、绒姑，最小的是个男孩，叫贺文掌。全家9口人，日子过的非常艰难。为此，将贺龙入学时的“贺平轩”的学名改为“贺振家”，希望他能振兴家业，改变困境。年，湖南闹了洪灾，贺龙家的几亩薄田颗粒无收。贺士道为了一家的生计所迫，带着全家人到了蹇家坡燕乐界当了财主覃金阶的佃户，贺龙给覃家放牛。宣统元年（年），14岁的贺龙见乡里许多人出外赶马谋生，便向贺士道提出去赶马。贺士道说：“儿啊，赶马何尝容易，没听说么，想赚牲口钱，要跟牲口眠。你年纪太小，还吃不了辛苦。”贺龙坚持要去。不久，在大姐贺香姑的帮助下，借了大姐夫谷绩廷的一匹花脚麻骡，同许家桥的王家茂一道，前往川东“赶马”。自此，贺龙与江湖上的人来往了。随着中华民国的建立，贺龙赶马也赚了些钱，贺士道这才带着全家，结束了给财主覃金阶当佃农的生活，回到了洪家关。赶马的生活，不仅使贺龙结交了许多江湖朋友，也使他看到了社会的腐政和黑暗，他劝父亲不要再为置房买地振业而奔波，说这个社会不推翻，穷人永远受穷。贺士道叹了口气说：“推翻这个世道，谈何容易，满清变民国，还不是换汤不换药。”年，当袁世凯称帝、蔡锷发动护国战争时，贺龙同韦敬斋等13条好汉，刀劈了芭茅溪盐局，夺得了12支毛瑟枪。怀着胜利的喜悦，贺龙提议再提分水岭团防沈典三的枪，大家同意，当下直奔分水岭，不费力的就把沈典三的枪提了。在回来的途中，又与洪家关的谷星斋的一支百余人马相遇。谷星斋是贺龙大姐夫谷绩廷的长兄，当时也在龙山县境的上河溪打了盐局，正要再到分水岭提团防局沈典三的枪，不想贺龙已先他们一步。两支队伍遂合到一起。这时，传来不幸的消息，贺龙二姐夫萧月斋率人到来凤盐局提枪时不幸身亡。贺龙十分悲痛。此后不久，桑植讨袁民军成立，贺龙出任讨袁民军总指挥，贺士道在民军的后勤服务。袁世凯死后，南北议和，谭延闿当了湖南督都，谭排挤革命党人，革命党老同盟会员廖湘芸派贺龙去刺谭延闿，不料事泄，贺龙在长沙福元旅馆被捕，后经革命党人活动，才被释放。这时，贺士道赶来见贺龙，含泪劝其回乡务农，不要再干这担惊受怕之事了。贺龙对父亲说：“如今这世道，回家也不能安全，只有跟孙中山先生革命，才是出路。几年前，我们父子俩在恩施听过同盟会的宣传，这些年，越发觉得，要革命，就得拖枪。”贺士道说：“你的话也有道理，可拖枪也不那么容易，这不，才拖了几天枪杆子，你就进了班房，我看还是休手吧。”贺龙说：“爹，我的决心已定，我要不拖枪，上对不起天，下对不起地，对不起祖宗，对不起百姓，对不起国家，我跟孙先生跟定了。”贺士道叹了口气说：“你祖上贺廷璧、双溪桥的谷壮猷，还不是拖枪遇了难。”贺士道说的谷壮猷是桑植双溪桥人，早年游学日本，同盟会员，参加过辛亥武昌首义，民国成立后出任“湘鄂代表”，在反袁世凯复辟斗争中，计划在澧州举行暴动，结果为澧州镇守使王子豳所杀。贺龙听了父亲之语道：“谷壮猷在刑场上不是高呼党人杀不绝吗？”时有洪家关的谷顺如来见贺龙，商谈拖枪之举，他听了贺士道一番言语，也以道理相劝贺士道，贺士道说：“也罢，你们去拖枪，家中事由我去办。”于是，谷顺如同贺龙到了常德，与谷膏如、刘汉元相商，决定由贺龙和谷膏如到慈利运动军队，结果谷膏如一到慈利即被捕。贺龙只身一人，在凉水井与吴雨霖一起，凭两把菜刀砍死了两个护兵，夺了两支枪，加上他三姐夫谷青云两支枪，又拉起一支百余人的队伍。贺龙在其履历表中写道：“年底，曾用两把菜刀，发展到百余队伍，任援鄂军第1路总司令所属之游击司令。”不久，贺龙又被革命党老人湘西护法军第5军军长林德轩任命为第1团第1营营长，驻防桃源。贺士道闻讯亦来军中，随军生活，为军出力。时贺士道住在黄石紫云山庙内，其与主持智莲僧关系甚好，一次贺士道遭歹鬼暗算，被智莲相救。4年后智莲坐化，贺龙为其立碑。碑文写道：戊午（年）夏，予随刘司令汉元率偏师驻扎于寺，维持家乡丧乱。先君立堂公亦随军，智莲左右趋承，朝夕侍奉，不啻子弟之侍父，予至今犹念之！岂先君之明德有以感之欤，抑别有前生之缘而未东欤？年夏，湘西王陈渠珍和澧州镇守使王子豳都招贺龙人马相投，贺龙一番权衡之后，接受了王子豳的委任，当了王的团长。贺龙此举，惹恼了谷膏如。谷乃洪家关人，其曾与贺龙在慈利运动军队被捕并蹲了几个月的监狱，出狱后，即在贺龙营中当了参谋，其暗中与陈渠珍有勾扯，想投陈的手下当官，不料贺龙投靠了王子豳，因而其由不满到成仇，持刀暗杀贺龙，为贺英撞见，谷吓得逃跑了。于农历七月二十七日，他勾结了洪家关附近三屋乪（乪，音ｌｕò）的巫师，外号“章二老”的王朝圣，出动“神兵”，火烧洪家关，血洗贺氏家族。扬言“圣水要向贺龙家里喷，快刀要向贺龙的脑壳上砍”。这一夜，贺氏族人受害者达48家，房屋被烧多间，残害至死的30多人。在桑植的贺龙闻讯急率兵至，将王朝圣抓住，谷膏如却逃到了永顺王村，投奔了了陈渠珍。第二年，即年5月的一天，贺龙派父亲贺士道、弟弟贺文掌、副官贺植卿等去澧州申领枪弹，为了安全，贺龙还派了十几名武装相护，不少商人亦同往。贺士道的行踪被谷膏如探知。他勾结了土匪陈继之等人，率匪数百名，在贺士道等必经之路慈利县的三人潭埋伏，当贺士道等从天子山下的竹叶坪出野牛湖，经百丈崖到三人潭时，谷膏如、陈继之等土匪杀出。时贺士道骑马而行，见状打马飞奔，不料腰部中弹，负伤堕马。有卫兵背其而行，急行到毛家洞时，又有土匪迎面而来，贺士道忍痛跳水泅渡，游到对岸，又被土匪砍落水中，被卷入三人潭中没了踪影。贺文掌也被土匪抓住，被谷膏如捆住手脚扔在大蒸笼里活活蒸死在杨歧山上。贺龙后来回忆道：“年我当团长，有个谷膏如策反。本来早年同我一块去慈利去搞枪的，因为他被捕了，失掉了联系，放出来后，一心只想当官。因为没有担任部队主要职务，他对我怀恨在心，仇恨很大。不久，他勾结神兵烧了我家的房子。后来，勾结土匪把我父亲弟弟杀害了。”当贺龙知道父亲弟弟遇见土匪后，急率人马赶到三人潭，然捞出来的只是父亲尸体，在杨歧山上见到弟弟的几根骨头。时隔不久，陈继之为贺龙好友钟慎吾抓住处死，而谷膏如却自此销声匿迹，不知所向了。由于谷膏如勾结“章二老”血洗洪家关，又杀了贺士道父子，贺氏族人提出要报此仇，谷家杀一个，贺家杀一双。贺英竟砸了谷家祠堂。一时间，谷氏家族均惶恐不安。贺龙劝住了大家，他说：“谷膏如不认人，我贺龙得认人。贺谷两家，世代联姻，而今不说满千，也有几百，光我家就有一个姑姑，两个姐姐嫁到谷家，如果你杀我我杀你，还有完吗？高兴的只是谷膏如这些家伙。”一场家族械斗被贺龙制止了。贺文掌墓
谷绩廷之死 贺龙有三个姐夫，大姐夫谷绩廷，二姐夫萧月斋，三姐夫谷青云。谷绩廷，又名“谷虎”，桑植杜家山人，是贺龙的表兄，与贺英结婚。谷虎乃江湖上名人，为哥老会中的“龙头大爷”，其身材高大，会武术，性格豪爽，仗义疏财，敢作敢为，他喜交游，守信用，讲义气，仇视官府，同情穷人，在方圆数百里内颇有声望。湘鄂川黔边的崇山峻岭，街镇码头，到处都有他的朋友。贺英生于年农历四月十四日，原名贺民英，乳名香姑。由于年长和家境的贫寒，社会恶势力的逼迫，母亲多病，生活的沉重负担等，因而都过早地压在了她肩上。她以自己特有的勇敢和毅力，遵从着长辈的教导，与那些污浊的旧势力进行抗拒，湘西民性淳朴剽悍，贺氏家族丁多、人广、势众，为保家护产，从祖辈起即有许多人练武，贺英自小受到影响，也学得三拳两脚，到了六七岁时，开始帮助父母做家务，她在姊妹弟兄中威信很高，按照习俗，她该包脚了，可她坚决不肯包，族内一些婆娘们责备道：“一个女孩儿家，伸出一双大脚板，不怕别人笑！”时贺英指着那些小脚女人嘲笑道：“你们包成二指宽的尖尖脚，走路一扭一扭的，小心被风吹倒了。”那些婆娘们找到贺士道两口子，说：“养女不教，一双大脚，疯疯癫癫，成什么体统。”贺英父母听后一边叹气，一边耐心启发贺英说：“香姑，你还是包脚吧，免得人家笑你。”贺英虽然只六七岁，可说出话字字落地有声：“值不值得笑，不在脚板大小，要看路走得正不正，我们是穷苦人家，把个脚包得尖尖的，怎么下田？嘴巴靠谁养？”父母见她说的有理，也就不再逼她包脚了。贺英长到十六七岁时，挖地积肥，踩田除草，样样农活都是一把好手。贺英孝敬父母，尊敬长辈，处事果断，为人和气，洪家关上无不夸她是个好姑娘。年冬天，贺英20岁时，凭着媒妁之言，同表兄谷绩廷结了婚。贺英嫁到谷家后，凡是丈夫的朋友来访，她都不吝酒饭，热情相待，因此，夫妻情投意合。当时谷绩廷组织了一个马帮，在湘鄂川黔边搞运输。贺龙14岁时，就和谷绩廷一起赶马。民国五年（年）袁世凯称帝，贺龙与志同道合的伙伴刀劈了盐局，拉起了一支队伍，时谷绩廷亦参加。之后，贺龙树起了“湘西讨袁护国军”大旗，为了掌握县里的武装，贺龙要姐夫谷绩廷当了桑植县警备队队长职，谷绩廷不愿干，贺英也相劝，谷绩廷这才答应了。年，贺龙担任湘西护法军第5军第1营营长，驻防桑植，谷绩廷当了澧州镇守使唐荣阳委任的澧州游击第2支队司令，在安乡一带驻防，贺英亦随军到安乡，协助谷绩廷料理军务。一年后，谷绩廷又被唐荣阳用武力提了枪，只得与贺英逃回了家乡，在杜家山的鱼鳞寨重整旗鼓，与官府豪绅作对。时有土匪朱疤子，其本名朱四儿，因其脑门儿上有个大疤，因此人送外号朱疤子，这家伙一手好枪法。贺龙和谷绩廷在桑植树讨袁护国大旗时，杀了朱疤子叔父、县长朱海珊，因此，其怀恨于心，要杀贺龙、谷绩廷等，当他听到谷绩廷被唐荣阳提了枪回了乡后，就下了杀谷绩廷之意。朱疤子手下有一帮子人，20多个，都是他的徒弟。其中有个徒弟因为长得又黑又粗，姓陈，人送外号“陈黑”。这陈黑是袍哥，与谷绩廷很熟，谷绩廷还救过他的命。有一回陈黑在常德逛窑子，因为“吃醋”和一拨光棍打了起来，正巧谷绩廷路过那里，解救了他，当时陈黑对谷绩廷感恩不尽。陈黑做坏事谷绩廷怎么还救他？因为陈黑是袍哥，是“帮中之人”，帮中之人有难，自然要拔刀相助。朱疤子知道陈黑心黑手狠，就决心把杀谷绩廷的勾当交给陈黑，言明杀了谷绩廷给他大洋圆。陈黑当时就拍了胸脯，带着几个人来到了枫树垭，先找到了一家歇铺，尔后派了个人到杜家山见谷绩廷，这人是袍哥中码头上的“老五”，叫覃福斋，老五是码头上管外交的。这覃福斋到了谷绩廷家，谷绩廷与贺英刚刚吃罢饭，一见进来的人不认识，正要上前问话，那来人一亮手势，说：“逢山开路，遇水搭桥，虽不是真命天子，愿替大哥代劳。”谷绩廷一听就知道这是“海底”中的话，是“老五”到了，也把手一抬，说：“对面山上一枝槐，槐盖槐冠挂金牌。”覃福斋道：“金字牌，银字牌，弟兄让我送宝来。”谷绩廷一听，知道有事，便把覃福斋让到屋里，覃福斋又拜过“凤头大姐”贺英，尔后，一拱手：“陈黑让我送信，他那里有25个人，打算投到谷大爷麾下，愿效犬马之劳。”时谷绩廷正在招兵，听了此言忙说：“好哇，他们在哪里？”“在枫树垭，让我来请谷大爷。”谷绩廷说：“好，我这就去。”谷绩廷说着就去槽头拉马，贺英拦挡说：“陈黑不是个好东西，我看你还是不去为好，让他来嘛，咱们接待他。”谷绩廷说：“不要紧，我曾经救过他的命，他总不是禽兽吧。”贺英要他带着防身兵器，谷绩廷说：“用不着，人家诚心诚意找咱们，咱们怎么想那么多？”谷绩廷这么一讲，贺英也就没再说什么。当下，谷绩廷就拉着黄膘马往外走。村中弟兄们知他去会陈黑，都拦在马前，纷说陈黑心毒手黑，此去凶多吉少。谷绩廷说：“我与陈黑是弟兄，不会翻船。”之后，谷绩廷打马场鞭而去。谷绩廷同覃福斋到了枫树垭，陈黑见了谷绩廷，满脸是笑，大哥长大哥短的叫得别提多亲热了。随后，吩咐摆酒，谷绩廷刚刚端起酒杯，陈黑小眼珠儿一翻，“嗖”地拔出枪，还没等谷绩廷明白是怎么回事，就被打死了。随后，覃福斋割下了谷绩廷的头，挂在村头树上，同陈黑等一起扬长而去。贺英在家中，整整一天，总觉得心绪不宁，天擦黑的时候，从枫树垭送来了信，说陈黑杀死了谷绩廷。贺英一听，顿时象晴天响了霹雳。惊得呆了。贺英与谷绩廷结婚后，两人感情一直很深，贺英还生了儿子，名叫“豹豹”，不料这儿子出生不到数月即夭折了。此后贺英再没怀孕。贺英强忍悲痛，同众弟兄们一起把丈夫尸体运回杜家山，她吩咐人挑来一担清水，亲自把丈夫尸体洗干净，又找来针线把头缝上，用白布紧裹后，装入棺材。出殡时，她请来了7个道士做道场。谷绩廷生前好友都来吊孝。桑植及周围各县实力派，也有同情的，也有幸灾乐祸的。当时，贺英在她家大门口正前方，修起一座高高的坟墓，安葬了谷绩廷。此后，每天一早一晚，贺英都要站在墓前默默地说：“你闭眼吧，我一定为你报仇。”后来，陈黑被贺龙拿获处死。
满姑之死
贺满姑比贺龙小两岁，比贺英小12岁，生于年。嫁给了本县的一个土家族农民向生辉。年，贺龙率领国民革命军第20军参加了南昌暴动，起义前，让贺英带家属小孩离开武汉返回湘西桑植，满姑也相随。贺英回到了桑植，靠贺龙给她的枪弹拉起了一支队伍，在鱼鳞寨建立了根据地。贺满姑就在贺英身边。贺龙在南昌暴动失败后到了上海，又辗转到了湘西，重新拉队伍，不到一年，组建了中国工农红军第4军。年春，贺龙率红4军东下石门，桑植仅留下了一些地方工作人员和游击队坚持斗争，桑植的反动武装陈策勋、唐云青等地方团防、土豪劣绅、流氓地痞又都活跃了，疯狂地追捕共产党员和红军家属。贺龙料到反动家伙们必有此举，在与贺英分手之际，叮嘱她带游击队转移到鹤峰王家河，免遭不测。贺龙率红4军走后，贺英就把人马从鱼鳞寨撤出，转移到罗峪一带，这里山高林密，地势险要，且群众基础好，敌人轻易不敢来。贺英便率队在这一带住下，一面练兵，一面种田。时贺满姑亦随大姐一起行动。
贺满姑由于大山里消息闭塞，很难和外界取得联系，贺英就派了一些人化装到外边了解情况，这些人回来后带来的消息都让人流泪，说贺龙人马在石门受挫，被罗效之的团防打坍了，还有的说贺龙的脑壳被人砍下来，贺英的心整日提到嗓子眼儿——当时贺龙率领的红4军遭到了敌人的伏击，参谋长黄鳌、师长贺锦斋阵亡。长沙、常德各报都说贺龙断了两条膀臂。桑植的反动分子陈策勋闻此信即纠合了各种反动势力，向贺英的队伍猛扑。贺龙的一个远房兄弟贺廉元，是红军军中的一名团长，其妻汤小妹，拖着一个8岁的孩子在家中过日子，被陈策勋追赶的母子二人一起跳了崖。还有不少革命家属被抓进了大牢。这些消息传到贺英及队员耳内后，大家都难过得吃不下饭，睡不着觉。
一天，贺英与队员正吃饭，贺英姥姥家的四表弟王华正在哨位上，他听到崖壳地的芭谷叶“哗哗”响，知道有情况，马上鸣枪报警。贺英听到枪声，立即指挥着徐焕然、向连生、唐佑清、龚香莲、贺满姑、张月园等，一面抵抗敌人，一面掩护家属和孩子们撤走，待家属和孩子们撤走后，敌人已冲进了村子，龚香莲不幸中弹牺牲，贺满姑被打散，带一部分人冲了出去。贺英、徐焕然、唐志么、王华正等几个人跑到了一座山上，徐焕然的4岁儿子突围时没带出来，亦被敌人抓走。当时，贺满姑已是5个孩子的母亲了。她在罗峪冲散后，她带着几个人，在山里找了好几天，始终没有找到贺英，以为贺英转到了别处，便带着人回到了桑植外半县的家乡杨垭，打算在家乡一边活动，一边等贺英、贺龙回来。满姑随贺英出外拖枪后，其5个孩子均由其夫向生辉看护。向生辉是个贫苦本分的勤劳的农民。满姑回到杨垭后，见反动势力猖獗，不敢在家中停留，就三天两头的换地方，多住在亲友家。她惦记着孩子，把3个最小的接到身边，就是由于这3个孩子到了她身边，使敌人发现了她的踪迹。一天，贺满姑转移到周家峪附近一个叫段家台的小村里住着，消息被桃子溪的团防头子张恒如侦知，张恒如即率兵将这小村子包围，把贺满姑及3个孩子都抓走了。张恒如抓住贺满姑后，自以为立了大功，遂连夜将贺满姑及3个孩子押到桑植县城。这3个孩子，三儿子向楚才只5岁，四儿子向楚汉只3岁，五女儿生下8个月，还没起名，家里人都呼为“门丫头”。贺满姑被张恒如星夜押到县城后，即交给了驻防县城的省军于团长。于团长听说抓了贺龙的胞妹，大喜，当即电告省垣，谓其“捕获湘西工农革命军妇女总队长、匪首贺龙胞妹贺满姑”。敌人连夜审问了贺满姑，问：“贺英现在哪里？”贺满姑说：“她在哪里我怎么知道？”敌人说：“你带我们去抓贺英，不然，你，还有你的3个孩子，都不能活。”敌人自然得不到满意的回答，遂对其动用肉刑，用烙铁烫她的瘠梁，用猪鬃刺她的乳头。见贺满姑还不说，就当着她的面毒打她的孩子，贺满姑见敌人如此卑鄙，怒骂道：“你们不用狂，我英姐、龙哥一定会回来为我报仇的。”满姑的堂屋嫂嫂叫陈桂姑，见满姑和孩子被抓，就到了城里，花钱托人将3个小孩子赎了出来。贺英从侦察员口中得知满姑被敌人抓住，非常焦急，也派人到县城活动，托人保释，但敌人发话，决不放贺满姑。时敌人对贺满姑不断地折磨，侮辱。贺满姑自己也不想再作生还的打算，便想服毒自尽。时桑植县内有个穷苦女人叫郑冬姑，是个常给牢里送饭的老婆子，这婆子与满姑早就相熟，她对满姑很同情。一天，这婆子又往牢里送饭时，满姑悄悄对她说：“郑嫂，我是活不出去了，你想法给我弄点鸦片烟进来吧。”郑婆子立时明白了满姑之意。回去之后，即做了十几个汤圆，里面包了鸦片烟，又送回牢中。贺满姑并将汤圆都吞下。很快，毒性发作了。贺满姑满脸发青，满嘴吐沫。敌人原想在阴历八月十五中秋节那天处死她，并以此炫耀他们的声威，如今见贺满姑服了毒，遂决定当即行刑处死，他们将满姑押往城北门校场坪。时贺满姑已奄奄一息了，刽子手们仍把她架到行刑地，脱去她的衣服，将她捆在木桩上，用刺刀将她一刀一刀凌迟致死。贺满姑被害后，湖南省清乡督办署发了通令，称：桑植，共匪逆贺龙于本年春间潜回桑植，密谋暴动，煽惑党羽二三千人，啸聚县属洛溶一带，陈渠珍派队由南岔、凉水口、洪家关、白果墟等处“进剿”该逆。7月1日，清乡指挥陈策勋督队由桑植硚市进击，激战两日，击毙伪团长李云青，夺获长短枪22支，贺逆及伪师长贺锦斋率残部遁内半县潜伏游乐、长瑞各乡，假农民自卫军名义号召党羽残匪，稍集复达千余人，集中樵子湾一带，陈指挥会合姜、余两团，跟踪追击，逆走芭茅溪，贺锦斋出凉水口，旋逆部贺民英来樵子湾勒款，长瑞乡团队刘子维竟率纵从匪，姜陈两部复分途“进剿”，桑防司令王师侧击部队亦至，匪始不支，8月20日由上游乐塘、唐家山窜入鄂属鹤峰之三河街，旋复回窜桑植，各部队在沧关峪等处予以“痛剿”，斩伪团长贺文炎及匪党六七名，……逆势穷蹙率残部余人向石门县属磨罔隘急窜，复被李云杰、周朝武师迎头痛击，精锐尽丧，逆仅以身免窜入鄂境。10月13日至鹤峰走马坪，旋走来凤钢钱坝、茅坪、宫汪陵等处，鄂西防军43军遂击之，匪窜回桑植四门岩，逆胞妹贺满姑自称湘西农工妇女总队长与分队长，男匪王南廷率匪党余由慈石交界绕道鄂西至桑境，经驻桑植余团督队“围剿”，毙匪数十名，夺枪30余支，捕贺满姑及王南廷斩之。5年后，杀害贺满姑的桃子溪团防队长张恒如被红军抓住，贺龙派廖汉生、萧庆云、贺满姑的儿子向轩将其押回军部。结果，这3个人在途中就把张恒如杀了。贺满姑之子老红军向轩（右贺捷生、左刘秉荣）贺英之死
谷绩廷被陈黑杀后，贺英即把丈夫留下的队伍收拾起来，自任司令，为了用兵的稳妥可靠，她选择了一个叫“鱼鳞寨”的山寨，作为自己的据点，这山寨，晚清时归一个姓白的土王所盘踞，寨顶上不仅有水有田有林木，可以屯兵养马，而且有“老虎嘴”等天险地势。是个“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所。贺英把这所古寨重新经营起来，在寨上盖好营房，修好工事，备好粮草弹药，形成了一股力量。当时，贺龙已率人马入川，参加了讨贼之役。贺英便带领这支队伍，扯起了“打富济贫”的旗帜。时贺英队伍中的人员多以亲戚、朋友和丈夫旧部为主。她率领这支队伍，曾和周围各县的封建军阀，贪官土劣、土匪打过不少仗。年夏，贺龙率队伍从铜仁北伐之际，贺英联络了地方武装贺廉元、李元清、谷志龙等部，竟攻下了桑植城。把县长萧善棠追得屁滚尿流，跑到了大庸的桥关镇才收住了脚。当时，贺英的势力竟控制了桑植县的大半，一次，贺英队伍与陈渠珍所部两个团在永顺的塔卧镇遭遇，贺英遂趁早晨天降大雾之机，率队夺路而出，之后，贺英又率队伍在瑞塔铺附近设伏，伏击了团防，接着，又在东旺坪、八斗桥一带，打坍了慈利县恶霸胡三老闾的反动武装，还多次击退过萧沛然、刘金星等匪徒对鱼鳞寨的偷袭和进攻。贺英每作战时，身穿紧衣，头缠青巾，脚登草鞋，身先士卒，勇不可挡，且双手打枪百发百中，乘跨烈马，疾驰如飞。年，贺龙任国民革命军独立第15师师长时，率部驻防武汉一带，写信请贺英来武汉。贺英遂带贺龙的亲人等到了武汉。在武汉，贺英亲眼目睹了国民党内左派右派的斗争，关于贺英在武汉的情形，她的外甥，贺龙小妹绒姑的儿子向黑樱后来回忆说：在武汉，我印象是深的，是跟大姨妈去的，她一去就带一大群。到了武汉，让我在大直门的一个叫龙塘小学的学校读书。那时大舅是独立15师师长，大姨不断跟大舅要钱买金首饰，买枪。武汉有不少大绸缎庄，有不少专做金银首饰的银号，打个电话亲自送上门。大姨妈在金银首饰店买了不少，都是店里给送来的。买子弹有好几个地方，一个叫蒲堂里，一个叫法新街。后来，南昌要起义，大舅叫家眷往回撤，大姨带着老的小的一大帮回桑植，她带的东西不少，长、短枪子弹，怕遭抢劫，大姨把武器装在棺材里。年初，大舅回去后，大姨把枪、子弹还有金银首饰，都给了大舅了，大舅讲大姨妈有远见。大姨妈在武汉时就跟大舅说：“说不定哪天有个挫折，要准备个后路，万不得已，东山再起。”没料到半年之后，大姨妈的预见就印证了。贺英由武汉回常德之际，在常德见到了农民协会主任陈昌厚，陈昌厚向贺英提出要枪，贺英即把几支驳壳枪给了陈。这几支枪对于后来常德地区的暴动，起了重要的作用。贺英回到桑植后，依然以鱼鳞寨为据点，经常在洪家关、桑植城、南岔、双溪桥一带活动。一面协助农民进行反租税反压迫的斗争，一面用武力打击那些乘机蠢动，猖獗一时的恶霸。贺英自从离开了武汉与贺龙分手后，姐弟间联系就中断了，她知道全国的局势异常混乱，便对弟弟命运甚为关心。贺龙队伍参加南昌暴动的消息传来，贺英先是惊喜，接着又传来了暴动失败的消息。贺英的心一下提到嗓子眼儿，而这时，湘西的那些大大小小的反动派，都欢喜的手舞足蹈，都认为贺龙一死，贺英就好消灭了。于是，他们啸集党羽，对贺英的队伍展开了疯狂的围攻。陈策勋扬言说：“贺龙已经死了，趁乱把贺寡妇除掉！”贺龙在南昌暴动之前，曾派了亲信营长贺桂如带3个连回桑植保卫家乡。这3个连开始还听话，后闻贺龙兵败，有两个连反了水，只有一个连还听指挥。当时，贺英指挥的队伍中的带兵骨干有徐焕然、滕久元、向连生等，这些人对贺英很忠诚。年10月，陈策勋调动了多人“围剿”贺英的队伍。扬言“不抓到贺英不收兵”。贺英骑在一匹大白马上，指挥队伍同敌人周旋，成天在枪林弹雨中过日子，从桑植绕道慈利县边界的官地坪，进入湖北鹤峰的大山之中，29天内打了32仗，有时一天一仗，甚至一天打几仗，把陈策勋人马拖得筋疲力尽。最后，贺英率队伍进入了堰垭的大山，在这里，她与弟兄们得到了谷绩廷生前好友、“光棍会”中的“仁义大哥”邓仁山夫妇的关照。邓仁山的妻子叫谷德桃，比贺英年长3岁，人称“谷大姐”。贺英率队伍在堰垭住了一段时间后，又率队伍经走马坪到了王家河、割耳台一带，这里是贺英外婆家。这年冬天，天气特别冷，大雪封山，贺英带着弟兄们靠打猎为生。生活艰苦还可忍耐，最难受的是听不到贺龙的消息，贺英叹道：“以前咱们在桑植能站得住脚，是有龙弟这面大旗在外边飘扬，龙弟这面大旗倒了，我们就站不住脚了。”当时，对于贺龙的种种谣传，确实有些可怕，贺英的心情极为沉重焦虑。后来，贺英从参加南昌暴动失败回乡的王玉林、李云清、王炳南、贺学栋口中得知贺龙的一些消息，然究无最终消息，因此，贺英悬着的心仍然未下。于是，她派了王炳南到武汉去打听，自己又带着几十个人，化装成一支运盐的队伍，经慈利、石门、临澧等地，冒着种种危险，绕了一个大圈子，去寻找和迎接贺龙，然终没结果。她只好抱着满怀的怅惘，又返回了王家河。为盼望贺龙回来，贺英的心几乎都盼碎了，她真是望眼欲穿，愁肠欲断。年底，一个严寒的日子里，贺英率队伍在泉峪与敌人打了一天仗，天黑后，敌人退去，贺英站在山头，面向东方，昂首挺胸，站在那里，清冷的月光照着她的身影，寒风抖动着她的衣襟，她一动不动，像一尊雕像，她盼望着东方的亲人回来啊！春天终于来了，当湘西万木生发之际，一个洪钟般的声音在湘西大地响起：贺龙回来了！贺英听到这消息，兴奋极了，当贺龙到达洪家关之际，她就从鱼鳞寨匆匆赶到了洪家关。姐弟相见，真有说不出的万分喜悦。她还见到了湘西特委委员、贺龙的亲密战友周逸群，堂弟贺锦斋等。贺龙在洪家关拉起了一支人马的工农革命军时，贺英把她的游击队也编入了革命军。尔后，贺英又返回鱼鳞寨。由于工农革命军武器差，队伍成分复杂，又没经过训练，接连打了败仗。年8月间，贺龙率军东下石门，东下之际，贺龙要贺英带队伍转移到鹤峰王家河，免遭不测。于是，贺英离开了鱼鳞寨，向王家河转移。前文述过，当她率队伍转移到罗峪一带时，受到敌人袭击，这一仗，贺英胳膊负伤，贺英的贴身女兵龚香莲不幸中弹牺牲，贺满姑被打散，贺英与几名队员冲出重围后到了堰垭附近的一个叫凤翅山，才停住了脚，这山上有座尼姑庙，庙里尼姑与贺英相识，老尼姑见贺英满身是血，忙拿出自己衣衫替贺英换上。为了收容失散的队员，贺英在这一带坚持了20多天，打听失散人员的下落，一些被打散的队员陆陆续续的来到了这里。对于龚香莲的牺牲，大家都很悲痛，尤其是贺英，更是难过。贺英在凤翅山收拢了队员之后，即率队进入鹤峰县，经梅坪、枝柘坪、走马坪、太平镇等地，进入了外婆家王家河。王家河一带山高林密，群众基础甚好。老百姓对贺英都很敬重，贺英就带着队伍在这一带站住了脚。这一带山民不多，且很穷，常年吃包谷，贺英就带着队员采取长途奇袭的办法，到几十里外的村镇抓土豪，或去澧水里拦截官船，贺英把打来的浮财一部分留给自己用，一部分救济附近的穷苦山民。因此，山民与贺英队伍关系甚好。这当儿，贺龙率红4军由于接连兵败，一退再退，最后退入鄂西的深山老林，时已天寒地冻，朔风吹，雪花飘，部队少粮，只好以野菜充饥，没有穿的，只好用茅草结衣御寒。后来，红4军除了逃走的打散的，掉队的，只剩下了多人，这多人随贺龙在深山里转移，吃的是树皮草根，最好的是包谷，没有盐巴，好多人都得了“鸡蒙眼”（夜盲症）。大山中村寨少，宿营只得在山洞或露天。仅一个月的时间，就转移了23个地方。时有叛徒欲取贺龙之头领赏，为贺龙发现未果。于是，贺龙对这多人进行了整顿，最后，使这支队伍仅剩下了92名成员，长短枪72支。又转移到梅岩坪，这里山更高，谷更深，四周没有人烟的，贺龙率队伍在一个山洞里。时天已下雪，大雪封山。贺龙主持召开了党的会议，派卢冬生下山寻党。卢冬生下山后，到了王家河找到贺英，告诉了红军的困难。贺英率队败退到王家河一带后，得知了满姑被捕的消息，贺英虽千方百计营救，终末果。当她听到满姑遇害的消息后，悲痛万分，父亲、丈夫、弟弟、亲戚、朋友，一个个被敌人杀害，而今，妹妹又为敌人残害致死，血的仇恨，使她胸膛燃烧着仇恨的烈火。她也更明白，敌人杀害满姑，是趁红军不在而对后方家属举起屠刀的一个信号，这些丧尽人性的强盗，是什么坏事都能做的出的。于是，贺英更进一步担负起自己应该担负的责任，为了保护革命后代，她把许多红军将士的家属都很好安置起来。对满姑留下的5个孩子，贺英作了非常精心的安置，她怕敌人对满姑的后代斩草除根，把满姑大儿子向楚生，二儿子向楚明，四儿子向楚汉接了出来，留在了自己身边，后来，她见向楚生、向楚明都到了上学的年龄，不能老随她在山里转，就通过地下党组织，把两个孩子送到上海上学。向楚汉不离她左右，她自己没孩子，把这些红军的后代，都看成了自己的孩子，门丫头送给了鹰嘴岩一张姓人家，只留下了向楚才，由他父亲向生辉领着。当时，贺英所在队伍内，有男有女，有老有少，特别是小孩子最多，高高矮矮的有十几个，这样一支庞杂的队伍，要在敌人不断进攻下能够长期存在，而且还要进行革命和开展斗争，任务是异常艰巨的。贺英采取的措施是，能拿枪的人拿枪，要打仗时能打仗。因而，这支队伍里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是战斗员，并按照战斗的要求编了组，平时也严格地进行着练兵习武，贺英亲自督练。并教大一点的骑马、打枪。因此，在她带领下的这支队伍里，无论大人小孩都有一种勇于战斗的尚武精神。贺英率这支队伍在王家河驻扎时，把打土豪得的棉花、布匹，钱财留了下来，她想到了红4军指战员缺少给养。到了这年10月，她的队伍中已积存了不少物资。当她听卢冬生讲了贺龙和红4军被困在大山中的情况后，当即带人，用马驮着物资，去寻找红4军。当贺英的运输队出现在红军指战员面前时，见她送来了棉衣、粮食、食盐、子弹、银圆等物资时，无不打心眼里感谢这位革命的大姐。这些物资，对艰难受困的红军来说，真是太需要、太及时了。贺英见战士们一个个面黄肌瘦，忍不住鼻子发酸，可眼里的泪花没有流下，而是笑道：“常常（贺龙乳名常常），你看你这条龙，如今成了猴王啦。”她一指战士们，“看他们瘦成这个样子，个个像猴子啦，如何打仗？”贺龙笑道：“大姐，你可别小看这群猴子兵，这些猴子都是猴儿精，若拉出山，能一变十、十变百、百变千、千变万、变成千千万万的猴子兵。”贺英同贺龙进行了长谈，贺龙说：“从3月在洪家关拉队伍以来，八九个月了，队伍已三起三落，连受了几次挫折，这一次竟坍得如此之惨，队伍里来历不清和动机不纯的人太多，一打起仗来就靠不住。他们像抓在手里的一把豆子，手一松就散了。队伍究竟怎样搞，用过去的那一套不行，大革命时的那一套也不行，用新的吧，我入党日子太短，经验太少。”贺龙叹了口气又说：“如今最大的难处，是同上级党组织失去了联系。”贺英说：“常常，过去人家跟你是为升官发财，如今人家跟你流血卖命，图的甚？你总要有个东西把人家的心拴住才行啊！”贺龙说：“大姐，我跟上共产党，为穷苦人流血卖命，才抛掉了荣华富贵，厚禄高官。”贺英说：“对呀，你要把这些道理告诉大家，你和周逸群都给我讲过，队伍里有了CP、CY(CP、CY是共产党和共青团英文的缩写)就有了骨架儿，你现在这队伍里有多少CP、CY？又怎么样才使他们当好队伍的骨架儿？”贺龙说：“只怪我入党晚，对共产党这一套办法还没搞熟。”贺英说：“不熟就慢慢摸索着来，总不会出大格吧。比如葫芦，有个把，我看CP、CY就是葫芦把儿。你呀，靠着队伍里的CP、CY，队伍就准能发展，靠得越紧发展越快。”贺英走后，贺龙便依靠党团骨干，加紧练兵。不久，贺龙率红4军下了山，队伍很快壮大。两年后，贺龙率红4军到了洪湖，贺英又带着游击队到了四门岩。这四门岩是桑植、鹤峰两县边界上数百里方圆的山区，山高林密谷深，地势险要。贺英率队伍到四门岩山里后，反动派集重兵多次围攻，贺英便带着队伍同“围剿”之敌打游击战，兜圈子，几乎每天都要行军，每晚都要转移。往常敌人的“围剿”是杀一阵烧一阵就走，这次“围剿”用的是长期“驻屯清剿”的办法，占了一个地方后，便修碉堡、挖壕沟，不分昼夜地搜山。敌人这样一搞，可把贺英和游击队搞苦了，村里不能住，只得经常在老林或野山洼宿营。有时情况允许，还能搭个简易窝棚，情况紧急时只得露天宿营。冬天大雪纷飞，冻得游击队员彻底不能眠。一次由于天太冷，大家便拢了堆火，睡到半夜时，火将窝棚引着，火仗风势，风助火威，一时间，烧红了半边天，山下之敌，见了火光，便摇旗呐喊冲杀过来，子弹在队员眼前乱跳，情况十分危急。在这千钧一发之际，贺英冒着浓烟烈火，闯进棚子里，抢出了一口小铁锅，顶在头上冲了出来。这口铁锅从此成了几十名游击队员的命把子。当时，反动派将四门岩各路口都封住，使得群众无法上山送粮，游击队员也无法下山，十天半月也难得找到一粒粮食。贺英便带着大家打野兽，挖野菜根儿，用这小铁锅煮着吃。山上无处寻找食盐，队员们长期吃不到盐，一个个都四肢无力，贺英见这样下去不行，就冒险带两名队员下去找盐。游击队中的妇女小孩在山林中行动起来，更是艰难万分，黑夜行军，稍有不慎，便有掉岩之险，为防敌人发觉，纵然路险，也不敢点亮火把，更怕小孩啼哭。由于长期在山林中行动，大家的鞋子都磨破了，衣服穿烂了，贺英就带着大家打草鞋，身上围兽皮，那艰难困苦之状，真是一言难尽。贺英年初，贺龙、夏曦、关向应率红3军到了湘鄂边，贺英的游击队才安生下来。时贺龙、关向应见她手下人少力单，恐遭不测，劝她随军行动，贺英不从，说地方上工作很多，红军不能没有后方基地。这样，贺英就回到了洞长湾，着手建立红军后方基地，经她艰苦的工作，把周围村寨的群众都发动起来了，在洞长湾建立了医务所、修械所、缝纫队等。同时抓紧开荒种地。并在太平镇一带，乡乡建立了赤卫队，并规定了联络的信号儿，各乡赤卫队员，有事为兵，无事为民，如果发生敌情，3声号炮一响，几个乡的赤卫队立即都投入了战斗，这么一来，一些团防也不敢来骚扰了。年秋，红3军主力撤到宣恩、桑鹤边界，敌人向苏区大举进攻，贺英知道形势严重，便要游击队员们时刻做好战斗的准备，偏偏这时是农忙时节，一些队员到割耳台收庄稼，还有一些随主力去执行任务，洞长湾留下的战斗人员只有十几个人，因主力撤退，一些红军干部战士的家属，还有一些红军的伤病员，怕遭敌暗害，也都住到了这里。这天晚上，贺英召集人在她屋中开会，布置工作到更深才散，大家白天干了一天活，晚上又开了半宿会，都很疲惫，因而只安排一名哨兵担任警戒，这站哨人叫唐友青，看看过了多半夜，眼皮儿正在打架时，突然听到了“沙沙”的脚步声，他睡意没了，喝问道：“口令！”只听对面人答：“是我，我是许煌生，去城里买东西，动身晚了，走到现在才到。”听说是许煌生，唐友青提着枪的手放了下来。许煌生这时已到了唐友青身边，掏出烟来，说：“抽支烟吧，醒醒神儿。”说完，把烟递给了唐友青。唐龙青接过烟，放下枪，掏出洋火儿点烟，就在这一瞬间，许煌生从腰间取出个锤子，朝着唐友青的头狠狠打去，唐友青哼也没哼一声，就倒在了地上。许煌生是怎样个人？他为甚杀害唐龙青？原来，在鹤峰县境有个团防头子叫做覃福斋。前文述过，这覃福斋早年是袍哥中“老五”，后升为龙头大爷。当年陈黑设“鸿门宴”杀死谷绩廷时，是覃福斋把谷绩廷首级砍下的。后来，覃福斋同陈策勋、朱疤子扯到了一块儿，当上了三岔镇团防大队大队长。专门和红军、赤卫队作对。当红3军向宣恩一带转移后，一天，覃福斋正与他的把兄弟申海青、覃九如、覃雅丰、许廷茂一起又抽又喝，正吃喝高兴时，乌龙山的吴大神来拜见他。覃福斋把吴大神让到屋中，吴大神给他出了个主意，偷袭洞长湾，取贺英之首，可得数万大洋之赏。许廷茂是个国民党的保长，他一听乐了，说：“捉贺寡妇还不容易，我的侄子许煌生就在贺寡妇的队伍里。”于是，几个家伙定了杀贺英之计。刚好许煌生奉命下山买东西。许廷茂碰到了他。许廷茂就把他拉到一家酒馆内，二人一边酒壶折跟头，一边谈着，许廷茂说：“煌生啊，你也不小了，该成家了。”许煌生说：“香大姐惦记着这事呢。”许廷茂说：“那个贺民英是个造反的人，专跟国民党作对，顶着红脑壳，纵然给你找媳妇，正经人家的姑娘，能跟着你吗？”又说：“煌生啊，你好歹也是我的侄儿，是我许家的骨肉，我得管你的事，你跟我回家吧。”许煌生说：“香大姐待我像亲娘一样，我不回去。”叔侄俩再没往下谈，许煌生和许廷茂分手之后，买好东西就回洞长湾，路过一片树林时，被两个蒙面人抓住，那两个蒙面人把他架到一个偏僻之处，把刀架在了许煌生的脖子上，问：“要死要活？”许煌生吓坏了，连喊饶命，那两个蒙面人说：“若想活，今夜晚带我们到洞长湾。”许煌生此时已是六神无主，连连答应。这两个蒙面人，正是覃福斋和许廷茂安排的。时覃福斋、许廷茂、覃九如、覃雅丰、申海青等决计夜袭洞长湾。话转回头。许煌生打死唐友青后，把烟点着，向身后晃了晃。正这时，换岗的马三利来了，恰与覃福斋等人相遇。马三利这人很机警，他听到声响不对，忙隐到一棵树后，借着星光，一眼就看出了有人偷寨，他立即鸣枪。这一霎时，覃福斋也抽出了匣子枪给了马三利一枪，马三利应声而倒。这枪声，震得洞长湾山谷一起回响，也震醒了贺英和游击队员。贺英平时警惕性很高，每当睡觉之时，枕边儿总是放着手枪，当马三利的枪声响时，贺英立即翻身跃起。刚到了门外，便听到枪声大作，她当即断定有敌军偷寨，只是一时不知敌兵多少，立即吩咐通讯员张和尚速去联络太平镇各乡赤卫队，前来救援。张和尚答应着往外冲，刚走几步，对面一排子弹打来，张和尚立时倒在血泊之中。贺英见此情，知道敌人已经封锁住了山前道路，便命令身边的队员，用手枪守住门口。这时候，双方的枪声越来越紧，贺英见游击队员们都展开了战斗，赶紧返回安排红军家属和孩子们从后门撤退。这时节，家属和孩子们都慌了，哭喊着从后门跑了出去。贺英怕这些家属和孩子们跑不远，不敢后撤，继续持枪射击。突然，一颗子弹射中了她的右腿，她一下扑倒在地。这时候，游击队副队长徐焕然顶着弹雨跑了过来，要背贺英突围，贺英推开他，说：“焕然，别管我，抵住敌人，周围各乡赤卫队听到枪声，会很快赶来援助的。”说完，又举枪射击。这当儿，廖汉生同其他几名队员也守住了一间房子，凭这房子，与敌人对峙着。这房子同贺英的这间房隔一道沟。对这里的地形，覃福斋大体了解。所以，覃福斋率人冲过来后，便令团防兵丁用火力把贺英所在房封锁，这样，廖汉生等人几次想冲过来接应贺英，均因火力太猛，不能实现。大家只得坚决抗击，以钳制进攻之敌的火力，策应贺英。双方战斗激烈地进行了约两个多小时，东方已发白，那些红军家属和孩子们都已撤离，这时，贺英对身边的徐焕然说：“我们也撤退吧。”说完，便拖着负伤的腿，刚刚站起，突然，一颗子弹飞来，打中了她的胸膛，这位巾帼英雄，望着东方天际已微露的晨曦，离开了人世，时年47岁。这时候，太平镇区苏维埃主席刘恒福，带着赤卫队赶来增援，覃福斋见势不妙，带着团防队员将贺英头砍下，又拖着尸体跑了。廖汉生、徐焕然等重占洞长湾后，已不见了贺英的尸体，大家悲愤至极，当下，廖汉生、徐焕然到了宣恩边界，找到红3军。廖汉生见到了贺龙，满面泪水向贺龙述说了贺英牺牲的经过。贺龙听说姐姐牺牲了，真是悲痛万分，关向应等亦悲痛不已。贺龙对廖汉生等人说：“要记住这血海深仇，为了打倒反动派，苏区牺牲了多少同志，不光是我们一家，要擦干眼泪，战斗到底。”随后，贺龙对贺炳炎说：“炳炎，我大姐遭敌偷袭牺牲了，你带支部队，带点儿钱，去收殓一下，总还会有点儿肉渣渣吧。”贺炳炎含泪说：“军长，我知道了。”本文至此应当结束，可还要补充一笔。在革命战争的年代，贺龙亲属遇难的还有他大女儿贺金莲、二女儿红红等等。据不完全统计，贺龙的族人、亲戚、朋友为革命而献身的达多人。南昌起义部队主力也多为桑植人。年“七七”事变，中华民族抗战全面爆发，红二方面军改编成师，贺龙任师长。不久，他参加了蒋介石在洛阳召开的会议，期间，蒋介石接见了贺龙，蒋氏问贺龙：“你家中还好吧？”贺龙答道：“全被你们杀光了。”蒋介石“唔唔”两声没有回答，贺龙走后，他长出了一口气，抹了抹头上的汗，对左右说：“这人以后我再不要见他。”（年12月7日《人民公安报》连载）
“运去英雄不自由”年11月15日，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上，通过了由贺龙任中央运动委员会主任、蔡挺锴任副主任的任命。当贺龙听邓小平说毛主席赞成时，说：“毛主席叫我干，中央叫我干，我就干!”于是，贺龙从大西南到达北京。自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体育事业开始了辉煌的一页。
贺龙到北京后，于年担任中央人民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等职，在党的八届一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他不断参与各方面的国务活动，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的决定，执行一些重大任务。年9月23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了周恩来总理建议，决定授予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授予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9月27日下午5时，在怀仁堂举行了授衔典礼。彭真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的命令。毛泽东将元帅命令状授予了贺龙，以表彰他在领导创建人民军队，创建革命根据地，在第一、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为党为国为民立下的巍巍功勋。贺龙，这个出生在偏乡僻壤的农民儿子，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拉起了队伍，先后参加讨袁护国、护法之役，追随孙中山先生参加了中华革命党，入川讨贼，北伐，直到他找到了中国共产党，他这有着高官厚禄的军长，才坚定的革命的方向，奋勇向前，从一个农民的儿子，成长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元帅。贺龙元帅年9月26日，中央军委发出《关于军委组成人员的通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为毛泽东，副主席为林彪、贺龙、聂荣臻。年1月5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批准军委常委年11月10日关于成立国防工业委员会的建议，任命贺龙为主任，聂荣臻、李富春、薄一波、罗瑞卿、萧劲光、刘亚楼、赵尔陆、张爱萍、宋任穷、王鹤寿、彭涛、蔡树藩、方强为委员，方强兼秘书长。由于庐山会议的“反右倾”，彭德怀被免去国防部长职。一时间，在党内很少有人敢说真话了。贺龙在这种情况下出任了国防工业委员会主任。中国的国防工业，是实现中国军队现代化的基础。从第一个五年计划起，国防工业即开始建设，并占了个重点建设项目的百分之二十七。贺龙深知国防工业的重要，任命的第二天，即召集国防工业委员会全体委员开会，宣布国防工业委员会正式成立，并立即开始工作。宣布国防工业委员会是在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领导下，负责研究、规划国防工业的委员会，是协商办事的组织，不是一级行政机构，不代替国家各级行政机关行使职权。虽然是协调机构，但贺龙仍决心全身心地投入国防工业的建设。他在会上郑重地申明：“党要我管，我就要管。我管国防工业，不能只挂牌子，不做实际工作，我要扎扎实实地把工作抓起来。”但是，摆在贺龙面前的国防工业，实在是困难重重。但他殚精竭虑的努力下，到了１９６５年，国防工业的形势也和全国各行各业形势一样，都明显好转，而且越来越好。贺龙于１９５９年9月出任中央军委副主席，一个月后，全国民兵代表会议在北京召开。贺龙代表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大会上讲话，概述了民兵的作用和大办民兵师的意义，指出，１９５８年大办民兵师以来，实行了组织军事化、生活集体化和管理民主化的广大民兵，不仅已成为保卫祖国的坚强力量，而且成为加速祖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突击队和主力军。此后，他对民兵和军队的建设十分关心，并下大力去抓。贺龙深深感到,由于反右派、反右倾和大跃进造成的报喜不报忧，下边真实情况上边了解不到了。正在这时，１９６１年１月中旬，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九中全会上提出了“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号召。贺龙向罗荣桓提出，一起下部队调查，了解真实情况。罗荣桓尽管重病在身，依然赞同。１９６１年２月５日，贺龙同罗荣桓一起乘车南下。他们首先到了南京。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副政治委员萧望东、政治部主任鲍先志在浦口迎接贺龙和罗荣桓。在过长江时，许世友等向贺龙、罗荣桓汇报了在部队中开展“两忆三查”的情况，即忆阶级苦、民族苦，查立场、查斗志、查工作。贺龙问许世友：“现在部队的突出问题有什么？”许世友说：“现在部队每人每月３１斤粮食，没有肉，油很少。指战员吃不饱，训练强度又很大，官兵的体力明显下降。”许世友说完，贺龙、罗荣桓一时都没开口。罗荣桓拿笔重重地连着写了几个“３１”。贺龙一口接一口地吸烟。许久，罗荣桓问许世友：“指战员情绪怎么样？”许世友说：“都好，没什么怨言。”贺龙站了起来，他拿烟斗的手一晃，表情严肃地说：“军队是国家的命根子，没有人民军队就没了一切，可不敢把部队搞垮了。”稍停又说：“官兵们没怨言，是他们觉悟高，体谅国家的困难，而我们各级领导，一定要千方百计解决这一问题。”贺龙沉吟了一下说：“农副业生产要大抓。”许世友说：“远水解不了近渴，养一头猪一只鸡也要1年啊。”罗荣桓说：“如果一下子解决有困难，宁可机关干部少吃一点，也要让下边部队吃好。”车抵长江对岸后，罗荣桓向许世友交代，要南京军区对指战员体力下降情况搞个调查，送到总政。贺龙说：“一定要反映真实情况。”当天下午，贺龙、罗荣桓到一个警卫连队，了解战士们的学习、生活情况。他们一起看了连队的食堂、俱乐部、宿舍。当连长、指导员汇报连队种了菜、养了猪，粮食基本够吃时，贺龙不住地点头。罗荣桓问起连队学“毛选”的情况。当时，林彪刚刚提出“带着问题学”的学法。罗问连长、指导员对“带着问题学”如何理解。连长、指导员一下都回答不上来。好半天，指导员才吞吞吐吐地说：“我们水平低，还整不明白怎么才能带着问题学，怎么立竿见影。”贺龙说：“上边是那样讲，你们学的时候，灵活运用就是了。”罗荣桓说：“毛主席的著作，你们要认真学，注意联系实际，领会精神实质。至于‘见影’不‘见影’，究竟何时‘见影’，那是以后学习成效的问题，先不要考虑。”２月６日，贺龙、罗荣桓一行到了上海。第二天，驻沪的陆、海、空三军领导向贺龙、罗荣桓汇报了情况。当上海警备区副司令员方中铎汇报到一些战士因家乡亲友挨饿、甚至饿死和一些基层干部作风不好而讲了怪话，有的连队干部就说这些战士反对“三面红旗”，将这些战士说成是落后分子时，罗荣桓马上说：“不能在战士中划类，把若干战士划为落后分子，不仅没好处，而且副作用很大。”贺龙说：“战士们说几句怪话是有原因的。他家亲人挨了饿，那个生产队里的干部不好，战士们说了，是正常的，不能因为说几句不好听的话就说他们是落后。现在才２月份，南方５月小麦登场，北方小麦6月才登场，严重的困难还在后头。家里饿死了人，人家说几句还不行吗？”罗荣桓说：“说怪话的往往是贫下中农，雇农出身的战士，中农、上中农出身的战士，往往不说。不说也并不是没意见。决不能给战士乱戴帽子。”贺龙说：“帽子不能随便戴。战士们都是娃娃，二十几岁就戴上顶帽子，岂不伤他们感情？要尊重战士自尊心，要耐心教育、引导，逼得太厉害了，年轻人脑子一热，会干出不利于部队稳定的事来。”罗荣桓说：“现在我们国家有困难，战士们吃不饱，还要训练、施工、执勤，没有怨言。他们家里遇到困难，说几句牢骚活，怎么就把落后帽子戴在他们头上呢？这些战士快言快语，很可爱呀。”稍停罗荣桓又说：“我们的政治思想工作，要做到战士心中，让他们明白，国家的困难是暂时的，情况很快就会好起来。政治工作干部，特别是指导员，一定要与战士们有深厚的感情。要把战士们当作自己的亲兄弟，做到心里有话，就愿意同指导员说。如果战士有话不敢讲，那就说明我们工作有问题了。”后来，罗荣桓回到北京，即以总政治部的名义下发了通知，要求各单位不准因战士对国家困难不理解说了几句怪话就给戴帽子。同时，取消“落后分子”的称呼，以“后进”取代。２月１３日是农历腊月二十九，贺龙、罗荣桓到达了福州。第二天是大年三十，他们顾不上休息，即要福州军区的领导汇报海防与民兵工作。当军区领导汇报到部队生活困难时，贺龙表情沉重地说：“当前国家有困难，这要向官兵讲明。但困难是暂时的，要大家有克服困难的决心。”贺龙想起什么似的说：“我年轻时，在家从来没穿过棉衣棉鞋，落雪天，屋檐的冰溜子结得很长，穿的还是草鞋。搞红军也没有穿过棉衣，到了延安才穿上棉衣。到晋西北，我的草鞋才被人弄丢了。驻南方部队要提倡穿草鞋。南方到处有稻草，部队可以自己打草鞋，一年穿上几个月的草鞋，就可以省下好多钱。现在的困难同长征时期、同晋西北吃黑豆时的困难，无法相比啊。那时的困难，我们都过来了，今天这点困难算个啥？关键要和战士们讲明白。”之后，贺龙、罗荣桓从泉州来到厦门前线。正月初三，他们冒着敌人炮击的危险，到前沿阵地何厝村看望战士。这里距金门岛最近，敌人的活动都看得一清二楚。贺龙、罗荣桓看了海防战士的生活、守防情形，随后，在一个师部里召开了指导员座谈会，听取了基层政工干部的汇报。汇报结束后，罗荣桓说：“如今的战士来自五湖四海，也有文化，思想活跃，所以做他们的思想工作，一定要有的放矢。政工干部要尽量熟悉了解战士家庭情况，把思想工作做到前头。”座谈会结束后，工作人员整理了题为《贺元帅、罗元帅视察部队时的指示》记录。罗荣桓见记录稿中有“敌我矛盾的斗争又往往是和人民内部矛盾纠缠在一起，这种情况会通过各种途径反映到部队中来”字样时，说：“在连队里不应提敌我矛盾。此稿暂不要发表，有些提法还需要推敲。像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在连队提合适不合适？”贺龙说：“我认为不合适。”２月底，贺龙、罗荣桓又到了长沙。在长沙，他们视察了长沙第一政治干部学校。校长相炜向两帅汇报了工作。在这里，罗荣桓又提起林彪说的学毛选要带着问题学、立竿见影的学习方法。罗荣桓问相炜：“读毛主席的书，仅记住几句话，能解决问题吗？”没待相炜开口，罗荣桓说：“毛主席的著作，是中国革命史的结晶，只有了解中国革命史，才能学到毛泽东著作的真谛。所以，对年轻的学员，首先要他们学习党史、军史、中国革命斗争史，尔后学习毛主席著作，这样才能知道毛主席著作的分量，才知道毛主席的伟大。”贺龙说：“用教条主义态度对待毛泽东思想，是牛头不对马嘴。”罗荣桓又说：“组织学员学习毛主席著作时，不能只对书中个别词句、一两句话发生兴趣，要注意学习毛主席分析问题的立场、观点、方法，领会精神实质。对学员要区别对象，区别水平，不要作一般化的要求，用一把尺子去要求。对于没有党史知识的学员，可以先讲点党史，以党史为线索去学习毛主席著作。”贺龙提前回到了北京。罗荣桓又赴浙江舟山群岛视察，于３月２２日才回到北京。几天后《解放军报》总编辑李逸民带了和谷岩写的一篇关于贺龙元帅和罗荣桓视察部队的稿件小样到了罗荣桓家，请罗荣桓审阅。罗荣桓把稿子看了几遍，沉思了片刻，最后改了几个字，批示：“同意发表。”这是一篇同林彪提出的“带着问题学，急用先学、立竿见影”的学习方法相悖的文章。３月２８日，此稿在《解放军报》头版明显位置发表了，这无疑是给林彪打了个招呼。虽然林彪当时并没有什么反应,然其对此却暗恨于心。罗荣桓是１９５０年４月出任总政治部主任并兼任总干部管理部部长的，由于劳累过度，他的心绞痛反复发作，遂于１９５６年９月２日辞去总政治部主任职务，并建议由谭政接替。中央军委批准了罗荣桓的建议。彭德怀庐山会议直言获咎，毛泽东准备要林彪出任国防部长。在征求罗的意见时，罗荣桓说林有病，似不宜担任这一职务，建议由贺龙出任。然毛泽东没采纳，仍由林任国防部长并主持军委日常工作。１９６０年秋，林彪发动了对总政治部主任谭政的批判斗争。起因是林彪于１９５９年９月就在军委扩大会上说：“学习毛主席著作，这是捷径。这不是捧场，不是吹毛主席的。这是告诉你们一个学习的简便窍门。”１９６０年9、10月间，林彪又提出了毛泽东思想“站在现代思想顶峰”，“要带着问题学”、“立竿见影”，使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进一步升温。而谭政对这一套的接受却十分迟缓，他主张系统完整地学习马列和毛主席著作。于是，林彪把谭政的主张斥为“糊涂观点”和教条主义。后来，对谭政上纲上线，把谭定为“彭德怀俱乐部”里的政治部主任。年毛泽东与贺龙谈话（资料图）１９６０年１１月初，中共中央发布了由周恩来主持起草的《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简称“十二条”），罗荣桓以总政名义写了份军队贯彻“十二条”的建议，上报了中央。因林彪有病，没有经他手，引起了林的不快，林认为罗之举是越权行为。时林彪曾规定，由于他生病，不常在京，总参谋长、总政主任可以不经过他而直接向党中央、毛主席请示。然而，谁如果真的这样做了，或者虽然并没有这样做而被林彪怀疑这样做了，谁就要倒霉。是年底，毛泽东批示罗荣桓为总政治部主任、谭政为副主任。１９６１年１月，林彪把他学毛选的方法归纳成了三十字方针，即：“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在‘用’字上狠下工夫。”同年１月２７日，罗荣桓在总政召开的青年工作座谈会上说：“学毛主席著作必须反对教条主义，要好好学习《改造我们的学习》。小平同志讲，对毛选宣传要反对庸俗化。如何学习毛泽东思想，是学习词句还是学习立场、观点、方法，这是严肃的政治问题。”罗荣桓对总政干部部部长甘渭汉说：“把毛泽东思想说成顶峰，那就没发展了？”２月２日，罗荣桓对《解放军报》副主编以上干部说：“要领会毛主席思想的精神实质，不要满足于引证某些词句。”并说：“对林总宣传要认真负责。把林彪随便讲的一些话不分场合地报道出来是不好的。”罗荣桓与林彪在许多问题上已产生了严重的分歧。在这种情况下，贺龙同罗荣桓一起外出视察，视察中两人又意见见解均如出一辙，林彪对此耿耿于怀。１９６２年２月１９日至３月６日，中央军委在广州和北京召开了全军装备编制会议。会议之后，林彪因病休养，由贺龙和聂荣臻主持军委日常工作。１９６２年，是多事之年。国内，国民经济还处于困难之中。国际上，帝国主义掀起反华大合唱，中苏矛盾日趋尖锐，台湾当局也加紧增兵备战，要反攻大陆，中印边境战火一触即发。５月上旬，贺龙主持召开中央军委会议，分析研究中印边境地区形势。会议决定，立即指示西藏和新疆军区的边防部队提高警惕，做好应付突发事件的准备。５月下旬，贺龙同中央军委战略委员会领导小组成员一起，研究分析了美蒋关系和国民党军队的动向。时中央军委根据毛泽东指示，命令前线部队做好一切战斗准备，对敢于登陆之敌，予以坚决打击。当时，台湾当局反攻大陆之心仍未死，从１９６２年下半年起，又频繁地派遣小股武装力量，对南起广东、北至山东的沿海，进行袭扰。为打击这些敌特活动，１９６３年２月１１日至３月１２日，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在福州召开了岛屿战备会议。会议之后，贺龙主持了军委常委会议，听取了副总参谋长杨成武的汇报。当杨成武汇报完后，贺龙问：“１９５０年解放金门失利的战例，你们研究没有？”杨成武说：“因为有些人看法不一致，就没讨论。”贺龙说：“那是血的教训，应当很好地研究。不能因为一些人看法不一就不研究，战争是要流血，是不要面子的，以后还可能要打岛子。这样的教训不总结，去寻什么？”会上，贺龙指出，要粉碎蒋匪派遣武装特务的袭扰阴谋，必须加强沿海岛屿的全面建设。首先要解决守岛部队的统一领导、统一指挥问题；其次是做好民兵工作,要搞好军民联防,守岛部队应该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生产队。当中印边境和东南沿海安定后，新疆边境又不安定起来。１９６３年９月２７日，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研究了新疆问题。会上，毛泽东说：“林彪身体不好，长期生病。军委日常工作很重要，我建议由贺龙同志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与会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委员一致同意。１９６３年１２月２４日，军委主管军事训练工作的叶剑英到镇江参加了总参谋部召开的郭兴福教学法现场表演会，参观了郭兴福以及南京军区推广郭兴福教学法所涌现出的许多优秀教练员和先进分队的表演。并与郭兴福、郭兴福式教练和主管训练的干部座谈。叶剑英称郭兴福教学方法“是我军传统教学方法的继承和发扬”，是“训练工作的一项重大革新”。他认为，不能把郭兴福教学法单单看作部队训练的一种方法，还要从继承军队光荣传统和建设现代化革命军队的高度来认识它的意义。１９６３年１２月２７日，叶剑英向军委写了一个报告，建议在全军推广郭兴福教学方法，掀起军事训练的高潮。贺龙同意叶剑英的建议，并上报了毛泽东。毛泽东看了报告说：“叶帅找了个好方法。”１９６４年１月３日，中央军委发出指示，号召全军立即行动起来，掀起学习郭兴福教学方法运动。１月底，军委秘书长罗瑞卿代表军委在南京主持召开了以军事训练优异成绩参加全军的大比武的全军会议。２月，总政治部发出《宣传推广郭兴福教学方法的指示》。指出：推广郭兴福教学方法，不仅是军事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而且是政治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全军要运用各种形式宣传并联系实际地学习郭兴福教学方法。１９６４年２月５日，贺龙和聂荣臻、徐向前、叶剑英，总参谋长罗瑞卿等，在广州军区、中南局领导的陪同下，接见了广州军区郭兴福教学法评比现场会议、文艺汇演和四好连队、五好战士代表会议代表。接见时贺龙讲了话，他说：“兵是练出来的。过去战争时期我们就很重视练兵。延安时期的大练兵，就很有成绩，为解放战争打下了很好基础。那时我们的子弹很缺乏，可还要拿出一部分练兵用。表面看划不来，可没有经过训练的兵，是打不着敌人的。”为进一步推动郭兴福教学法的开展和在全军掀起群众性练兵热潮，４月中旬，中央军委决定在全军举行军事训练大“比武”。贺龙对此很赞同，并亲自为总参谋部主管军训的副总参谋长张宗逊批了所需经费及器材。为组织好这次比武，经军委批准，成立了全军训练比武筹备委员会。在南京召开的全军军训会议上，曾预想“十一”前后在北京举行全军比武大会，但在筹备过程中发现，很难找到一个能容陆、海、空军以及各兵种真枪实弹比武的场地。经请示叶剑英和罗瑞卿批准，改为分区举行。４月７日和５月１２日至１３日，贺龙两次亲临北京军区观看“尖子”分队表演的现场会。他在观看某部侦察连的捕俘技术表演时说：“这个连的捕俘技术很好，有了勇气加上武器，就能打胜仗。”贺龙还对杨勇、廖汉生等陪同观看的军区领导说：“光有‘尖子’不行，要研究怎样普及训练经验，一方面要推广郭兴福教学方法，一方面要培养出你们的郭兴福。”贺龙感慨地说：“现在的兵真好，聪明，有文化，服从命令，守纪律，这样好的兵哪个国家也没有。”贺龙把北京军区军事表演的情况向周恩来作了汇报，建议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也去看看。５月２０日，周恩来、贺龙、陈毅、彭真、罗瑞卿在杨勇、廖汉生陪同下，来到天津杨村靶场，观看了郭兴福式的“尖子”分队表演。有轻武器射击、打坦克、汽车过钢轨桥、“夜老虎连”的训练、构筑工事等白天和夜间课目的表演。周恩来看完表演，高兴地对杨勇说：“你们表演得很好，我看了很高兴，练兵就是这样练法。”杨勇说：“现在表演的都是‘尖子’，以后主要是普及和推广问题。”周恩来说：“把兵练成这个样子，把民兵也练好，那就什么敌人也奈何不了我们。”２１日，贺龙给林彪写了一封信，向他报告了北京军区军事表演的情况，结果，没有回音。毛泽东看了贺龙的报告却很感兴趣。他在一份反映军事比武的简报上批道：“此等好事，能不能让我也看看。”贺龙见了毛泽东的批示，立即打电话给罗瑞卿和张宗逊。时罗、张正在济南看济南军区的比武的情况。当时，经叶剑英批准，大比武分为三片，北京、沈阳、济南军区在北京举行，广州、福州、南京军区在信阳举行，昆明、成都、兰州军区在天水举行。罗瑞卿、张宗逊听说毛主席要观看大比武，非常高兴，遂决定将济南和北京两个军区的“尖子”分队集中起来，向毛泽东主席汇报。贺龙同意他们的意见。６月１５日、１６日，毛泽东、刘少奇、朱德、邓小平、贺龙、董必武、彭真、陈毅、李先念、聂荣臻、罗瑞卿、刘澜涛、李井泉、谭震林、乌兰夫、陆定一、薄一波、康生、杨尚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和正在北京出席中央工作会议的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各群众团体领导人，以及中国人民解放军各总部、各军兵种领导人，来到了北京西山、阳坊和十三陵，观看了北京军区、济南军区以及民兵的军事表演。毛泽东、刘少奇等对表演分队和参加表演的民兵高超的技术、过硬的功夫，给了高度的评价和赞扬。特别是毛泽东，看后非常高兴。他拿着国产的半自动步枪瞄来瞄去，还在模拟人像的沙袋上打了几拳。毛泽东说：“要注意多搞夜战、近战。”贺龙说：“主席，今天晚上可以看看他们的‘夜老虎连’的表演。”毛泽东问：“什么叫‘夜老虎连’？”贺龙说：“就是专搞夜间训练的连队。”毛泽东说：“好，就是要练夜战、近战。晚上打仗是我们的拿手戏。”毛泽东还对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各省、市、自治区的负责同志说：“你们不能光议政，不议军呀！”６月１７日下午，贺龙主持召开军委会议，将毛泽东的指示立即传达。并由总政副主任刘志坚向驻京机关高级干部传达，军委办公厅主任萧向荣向未到会的军委常委传达。为庆祝毛泽东主席、党和国家领导人检阅军事训练，《解放军报》在６月１８日、１９日、２０日3天连续发表消息和社论，称这次检阅军训是我军建军史上的光辉篇章。八一电影制片厂摄制了彩色纪录片，真实地纪录了毛泽东同各位老帅及罗瑞卿等谈笑风生的情景。当时，只有林彪不在场。林彪自１９５９年任军委第一副主席以来，一直称病。这次毛泽东检阅军事训练的整个活动安排，贺龙都向他报告，然林彪称病不出席。当全军全国轰轰烈烈地宣传此事时，林彪又因没他的镜头而恼火。他认为张宗逊在搞鬼，有意通过大比武突出罗瑞卿、贺龙，贬低他林彪。通过大比武，检阅了成绩，交流了经验，发现了典型，树立了标兵，使部队的训练工作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好形势，练兵运动取得了显著的成果，使部队的军政素质有了极大的提高。大比武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如弄虚作假、拼凑“尖子”、搞形式主义等。６月下旬的一天，贺龙在总参军训部《军训简报》第四号上看到了一篇《练为了战,不是练为了看》的文章。文章揭露了一些部队为搞比武拼凑“尖子”、搞形式主义、弄虚作假的情况。贺龙感到文章写得很好，他要办公室向北京军区的领导传达他的指示：“训练不要搞形式主义，要培养出更多的自己的郭兴福。”正当贺龙、叶剑英、罗瑞卿等兴致勃勃地抓全军“尖子”普及之际，林彪派了他的老婆叶群等人带了一个工作组到广州军区团红1连蹲点。到12月下旬，他们终于编造出一个“大比武”“冲击了政治”、“犯了方向错误”的报告，调查报告全面否定了大练兵的成就。林彪在这个报告上借题发挥说：１９６４年的军事训练搞多了，冲击了政治，这是一个带有相当普遍的问题。公然提出了“政治可以冲击其他”谬论。林彪办公室打电话给总参谋部，说大比武冲击了政治，出了偏差，１９６５年的军事要降温。１９６５年《解放军报》元旦社论，即按照林彪的旨意，罗列了一大堆大比武的“罪名”。这时，军委办公会第八次扩大会在京西宾馆召开，与会的各大军区司令员对此议论纷纷。罗瑞卿在军委会上以解释和补充林彪讲话的方式，指出：“１９６４年军事训练工作，是建国以来最好的一年”，“气可鼓不可泄”，“不要泼冷水”、政治“不是乱冲击一气”，“要保证完成训练和生产任务，否则，天天讲突出政治，业务工作总是搞不好，提不高，那就是毛主席所说的空头政治家”。贺龙参加了这次会议，他态度坚决地支持罗瑞卿的意见。罗瑞卿把会议的情况向林彪作了汇报。林彪听说各军区和各军兵种领导都想不通，对大比武冲击政治的说法不满意，只好假惺惺地表示：“向你们传达的电话记录不准确，可以修改。元旦社论稿也可以修改嘛。”林彪的关于大比武冲击了政治的言论暂时停息了。然此乃林彪以退为进之计，准备更疯狂的反扑。贺龙、罗瑞卿等坦荡之人，对林彪之阴险，丝毫没有察觉。到“文化大革命”贺龙遭迫害时，林彪恶狠狠地说：“１９６４年贺龙搞大比武，是单纯军事观点，冲击了政治，贺龙是罗瑞卿的后台！”俗话说，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年的上海会议上林彪终于搞垮了罗瑞卿。而贺龙深感到矛头对的是自己，他料到自己凶多吉少。上海会议后，贺龙不再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了，他到了广州，又到了成都，时留在北京的一位秘书三番五次打电话给贺龙，要他回京参加批罗会议，贺龙心烦，遂向邓小平请假说血压高，小平同意了。“文化大革命”终于来了。贺龙对这场运动开始不理解，他对打倒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态度木然，对批刘少奇上不了纲。在一次中央碰头会上，林彪恶狠狠地说：“贺龙这个人，主要危险在毛主席百年以后，怕那时会放炮起哄，会闹乱子！”贺龙在７月１１日晚谈到林彪时，愤愤地说：“同林彪的斗争，只要我不死，我就同他斗到底。我就不相信他这一套。他这个人为什么不能反对，他能代表党？反对他林彪就是反对毛主席?就是反党？就是反革命？他林彪就是想利用党和毛主席的威信来吓唬人，使别人不敢讲话。”年8月1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会上，刘少奇降到第八位，林彪一跃成第二位，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林彪加紧了谋害贺龙的步伐。林彪知道贺龙不比罗瑞卿，动贺龙比罗瑞卿费力，但他知道大树只要不停晃动，就会晃倒的。他授意叶群搞诬告贺龙的材料。８月３１日，吴法宪在人大会堂浙江厅根据林彪授意，叫傅传作等人写诬陷贺龙的材料，并将写成的材料报给了叶群。９月２日，林彪打电话给李作鹏说：“你要注意贺龙，贺龙实际上是罗瑞卿的后台。他拉了一批人来反我。军委要很快开会解决他的问题。你就这个问题尽快写个材料。”李作鹏在“好，我就办。”９月３日，吴法宪和另一位空军主要负责人给林彪写报告，诬蔑贺龙，并转述了一名空军领导干部１９６６年８月３０日对贺龙的“揭发”。９月５日，张秀川给毛泽东、林彪写信诬陷贺龙，称：“我觉得他不够正派，对林副主席、对毛主席的领导抵制和有反对情绪……”一时间，诬陷贺龙的信一封又一封地送到了毛泽东的手中。９月５日这天，毛泽东要其秘书徐业夫打电话与贺龙，要贺龙到游泳池来。贺龙听说毛泽东召见自己，即匆匆出了门。他乘坐红旗轿车很快到了中南海游泳池。卫士将他引入毛泽东作为起居的休息室。毛泽东握着贺龙的手说：“叫你来看封信，是吴法宪写的。”贺龙听了毛泽东的话，心头一震，对这些人的“阴状”，既在意料之中，也在意料之外。他从毛泽东手中接过信，戴上花镜看去，由于心急，手竟有些发抖。毛泽东说：“不要急，慢慢看。”因是诬告，贺龙气得有些脸色发白。他说：“从信中看，吴法宪对我意见不小，要不要找他谈谈。”毛泽东把手一摆，说：“不用谈了。对你我了解。”毛泽东又说：“你还不知道，就这十几天内，我收到告你状的信十几封，炮弹都冲你来了。”贺龙一惊。毛泽东又笑着说：“你不要紧张。这么多年,我对你还不了解嘛。抗战初期，你在晋西北时，有人告你状的事还记得不？”贺龙说：“过去的事还提这作甚？”毛泽东说：“当时我说了你三条，一是忠于党，二是忠于人民，对敌斗争狠，三是能联系群众。一句话，我做你的保皇党。”贺龙听了，很受感动。他想不到毛泽东在这时刻，会说出这样的话。他不由得向毛泽东投去感激的目光。战争年代的贺龙当下，两人又谈了许多往事，直到中午。这一谈，把贺龙连日来心头的许多不愉快都谈没了。尔后，毛泽东对贺龙问题明确表了态：对贺龙要一批二保。叶群听了毛泽东的指示，急得像火燎腚似的，急急地对林彪说：“主席要保贺龙了。”林彪不动声色地说：“你慌什么，现在是撼大树。比如一棵大树，先要断其根，根都断了，树自然就倒了。如今，总参的王尚荣、空军的黄立清、工程兵的谭友林、四川的黄新廷，还有谷志标、樊哲祥等等，都要先打倒,先断其根。”尽管毛泽东指示要保贺龙，但林彪一伙对贺龙的攻击不仅没有停，反而变本加厉，贺龙终于被打倒了。年１月２０日凌晨４时，贺龙、薛明乘红旗车到了玉泉山，在这里换上了破旧的吉普车。薛明心头不由一颤，她预感到更大的灾难将来临。此时贺龙的脸由黄变白，由白变青。他一抬手怒喊了一声：“老杨。”跟随贺龙多年的警卫杨青成进来，向贺龙敬礼说：“老总，我在这里。”贺龙咬着牙说：“我迟早要回去的，那些人害我，害不死我！告诉他们，他们要是不照顾好我的孩子，我回来找他们算账!”此时，贺龙惦记着他的孩子。孩子们都小。女儿黎明、晓明才十几岁，捷生也不过30多岁，儿子鹏飞才２３岁。贺龙一脸怒气地上了吉普车。１月２０日，正是北京最寒冷的季节，吉普车上没有暖气。贺龙、薛明坐在车上。车沿着不平的山路，驶向北京西山一个与外界隔绝的地方。这个地方叫象鼻子沟，是国务院为战备搞的工事。偏僻，也没人住。三面靠山，只有一条路可以出入。贺龙被软禁在西山，与外界隔断，他由烦变怒。他怒骂着：“真他娘的活见鬼了，我这一生中蹲过民国政府的两次监狱，一次是搞兵运，一次是刺杀谭延闿。如今我又蹲监狱，这算他娘的什么？坐牢又不像坐牢，修行又不像修行！”贺龙像一头猛狮，像一只雄鹰。入笼之后，要咆哮，要怒吼，但终于把怒气熬没了。贺龙戴上花镜，他看毛选、看报纸。但每看报上消息，都要惹他愤怒，惹他感慨。他看到各省在“一月风暴”后都夺了权，忧心忡忡地对薛明说：“这怎么行，这不都乱了吗？夺谁的权？无产阶级的政权是无数同志鲜血换来的。”他仰望窗外，说：“三面红旗搞得饿死了那么多人。如今搞乱了天下，搞乱了生产，又要饿死人了。”薛明说：“我们已经到了这步田地，就少说几句吧。”贺龙说：“我能忍得住吗？”当时，只给贺龙一套《毛泽东选集》和《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两种报纸。在这煎熬的时刻中，他和薛明反复地读报纸。他们养成了看报上名单的习惯。只要报上登了大的活动，贺龙、薛明就看报上的一个个名单。他们熟悉的老战友、老部下一个个都不见了。贺龙担心地说：“他们都受了我的牵连。”１９６８年６月１３日，贺龙由中央办公厅“保护”改为由中央专案第二办公室作为专案审查对象，实行“监护”。林彪一伙迫害加贺龙的步伐加剧了。年的秋天又到了。贺龙哪里料到，当西山的红叶被凛冽的北风吹落之际，在10月13日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刘少奇被定为“叛徒、内奸、工贼，永远开除出党”。１２月２８日，贺龙专案组写报告与康生、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称：“建议将贺龙现存的药品全部收回，由卫戍区选派一政治可靠的护士或医生，专门掌管。”黄永胜批示“同意”。贺龙这位叱咤风云的元帅，到了此时，真可谓“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了！这句诗是１９６７年９月２４日凌晨４时毛泽东批评王力、关锋、戚本禹时引用唐朝诗人罗隐的《筹笔驿》中两句。全诗为：“抛掷南阳为主忧，北征东讨尽良筹。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千里山河轻孺子，两朝冠剑恨谯周。唯余岩下多情水，忧解年年傍驿流。”当时，毛泽东引此诗句之意是批评王、关、戚等人，在“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时来运转，红极一时，似乎天、地、人都同力支持他们，一切都很得手。而这时的贺龙，正是“运去英雄不自由”之际。１９６９年４月１日至２４日，中共第九次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贺龙从报上得知“九大”召开，又见把林彪作接班人写入党章，他怒不可遏地用手戳着报上林彪的像说：“他就是把名字刻在石碑上，摆在泰山顶上，也牢靠不住。相处40多年，我还不知道他是个什么东西！我贺龙没瞎眼。”贺龙叹了口气，对薛明说：“我的话只你一人听到，在看林彪这人上，不是我错了，就是毛主席错了。我错了还好，若是毛主席错了……”贺龙点着江青、叶群、吴法宪、李作鹏等人的名字说：“他们反老干部有功，青云直上。”贺龙在观察与分析战局从５月上旬起，贺龙的病情恶化了。据《看守日志》记载，半月之内，贺龙即连续摔倒7次。６月８日早上，贺龙吃过早饭就连续吐了起来，并上腹痛，薛明见了，非常着急。由于贺龙久患糖尿病，薛明对糖尿病的知识也有一定的了解，她担心是酸中毒了，便急忙去找那个王医生。回答说医生不在。直到中午１２点，那位王医生才来。他不问贺龙病情，只给打了一针止吐针。薛明对他说：“该不是酸中毒吧。”王医生没好气地说：“死不了！”中午开饭时间到了，有人送来一碗清汤寡水的老黄瓜煮的汤。贺龙看了看，没有吃。到了下午５时，贺龙血压降低，上腹部疼痛加剧。薛明焦急地找看押部队。又过了4个小时，才从医院来了两个医生。这中间，整整过了１３个小时。这两人对贺龙病情不作任何检查，也不听薛明的叙述，便说贺龙得的是肠胃炎，并立即给贺龙输葡萄糖。薛明说：“他是糖尿病人，不能随便使用高渗葡萄糖，那样会加剧酸中毒。用胰岛素吧，那是特效药。”那两个医生呵斥薛明：“我们是医生，还不懂糖尿病人不能输糖？告诉你，我们怀疑他服毒自杀。”薛明听后气极了，还要争辩，两个医生却出了屋。他们拿贺龙的尿样，却不去做糖尿病的检查，而是送到丰台区药品检验所去化验，企图给贺龙戴上畏罪自杀的帽子。贺龙由于输了葡萄糖，病情更加严重,而且昏迷了。不一会儿，贺龙又醒了过来。这时屋里已经没了医生。贺龙喘着气对薛明说：“他们要害我死。”薛明握着贺龙瘦骨嶙峋的大手，泪水刷刷地滚了下来。到了６月９日零时５分，丰台区药品检验所的报告回来了，他们失望了。这时，那些医生和看押的部队主官，又害怕贺龙真的死在他们手中日后无法交代，便在零点４０分请示将贺龙送往医院。医院当即请示邱会作，邱会作指示说：“医院，叫我们派医生，不要派主任，派一般医生即可以了。”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到了６月９日早晨５时３０分，专案组人员和医院的医生才来到象鼻子沟。他们先是作检查，医院请示。直到７时许，医院才答复说：“可以送来。”贺龙听说要把他送往医院，说：“我不去那里，医院不是我住的地方。”这时，一个参谋指着贺龙对薛明说：“把他送到，是组织上的决定。”薛明说：“他血压不稳，还吊着瓶子。”他们像没听到一样，指挥着身边的人，强行把贺龙抬到车上。这时贺龙神智还清醒，他对薛明说：“你也去吧。”薛明便收拾东西，可等她出门时，救护车已经开跑了。她茫然地站在那里，呆呆地望着远去的车，不知所措。救护车开到山下后，又停了下来。车上的医生们担心贺龙到不了就会死去，想改送医院，可又怕医院不收，几经商讨，最后决定还是送往医院。８时２５分，贺龙被送到了医院。专案组将他化名为“王玉”。由于邱会作有指示，医院即遵循医疗为专案服务的原则，直到１０时２５分才开始检查病情和治疗。１０时５５分，贺龙的血压下降到７０／４０。１１时３０分，主治医生提出请有经验专家会诊，但医院负责人不允许，并不顾病情，把会诊又后推了两个小时，即１３时３０分才进行。会诊是背靠背的，只让专家们根据“汇报情况，结合化验和Ｘ光片讨论”。一个半小时后，贺龙这位叱咤大半个世纪的英雄、这位中共的领袖之一、这位伟大的开国元勋，没有倒在敌人的刀剑丛中，却被奸佞迫害致死，成为千古奇冤，时为１９６９年６月９日１５时零９分。这天下午３时多，薛明正木呆呆地坐着，有人敲门。来人对失神的薛明说：“医院去，核实一个材料。”突然一种不祥之兆涌上薛明的心头。但是想到能马上见到贺龙，她快步地随此人出了屋。吉普车飞速驶往医院，停在了14病区——黑帮楼。参谋没带薛明进病房，而是到了一间房内，房中有不少军人。对方开口了：“我们是军委办公厅的。”薛明看了他们一眼说：“我是军委办公厅的委员，我怎么不认识你们。”“旧军委办公厅已经砸烂，我们是新来的。”薛明说：“你们找我干什么？”“我们告诉你，贺龙已经死了！”薛明听了，如五雷轰顶。顿时，泪水刷地流了下来，她不相信这是事实。突然，她发疯地喊道：“你们这群狗强盗，贺龙是糖尿病，你们不给治疗……”“把她的嘴捂起来！”一个军官模样的人恶狠狠地说。过来两个战士，把薛明的嘴堵住。薛明仍挣扎着喊：“你们把我也杀了吧！”这时，一个军人走进来对那军官说：“请示了黄总长，把贺龙的孩子们接来。”薛明听了，怒睁双眼说：“人活着，你们不让孩子去看贺龙，人死了，你们去接，你们想刺伤孩子的心，你们还有一点人味儿吗？”薛明说着放声大哭起来。贺晓明和贺鹏飞被分别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接到医院，贺捷生也来了。医院一间潮湿阴暗的房间看到薛明时，一下扑了过去，贺晓明抱着母亲放声大哭。在１４病室的１７号病房，贺龙的遗体停放在病床上，白布床单蒙在元帅的身上。薛明和孩子们都要扑过去。专案人员凶恶地下了命令：“不准靠前！不准哭出声！”元帅虽然含恨而去了，但“贺龙”这个名字，将名垂青史，万古流芳。（载《世界华人》2年第二期）贺晓明出席年11月19日纪念红二方面军长征85周年大会图片：作者提供
编辑：李国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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